孙犁作品(孙犁作品改编的电影?)

山海施雨辞 诗词大全 1

孙犁散文

孙犁的散文作品丰富多样,涵盖了多个主题和生活场景。他的作品《相片》记录了生活的点滴,《识字班》则展现了教育的主题。《第一个洞》和《游击区生活一星期》深入描绘了战争时期的生活,反映出他对人民苦难的深刻理解。《三烈士事略并后记》和《塔记》则表达了他对历史和英雄的敬仰。

你的时间段是不是有问题 孙犁是1913年生人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《冀中一日》,并写成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》(后改名《写作入门》《文艺学习》,多次重印)。1944年赴延安,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,发表了著名的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等短篇小说。

孙犁的小说被称为“诗体小说”。孙犁生于一九一三年,二零零二年去世,原名孙树勋,河北安平人。当代小说家、散文家,被誉为“荷花淀派”的创始人。作品有《荷花淀》,《芦花荡》,《风云初记》,《铁木前传》,《文学短评》。

孙犁小说语言清新自然、朴素洗练,被称为“诗体小说”。 用散文诗的语言来写小说,是孙犁创作的又一个特点。这就使他的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味道。

孙犁作品改编的电影?

应该是巜风云初记》,孙犁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,走一部精彩的抗战大片。 应该是巜风云初记》,孙犁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,走一部精彩的抗战大片。

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《芦花荡》、《荷花淀》、《采蒲台》、《嘱咐》,中篇小说《村歌》、《铁木前传》,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,叙事诗集《白洋淀之曲》,通讯报告集《农村速写》,散文集《津门小集》、《晚华集》、《秀露集》、《澹定集》、《书林秋草》、《耕堂散文》。

《白洋淀纪事》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和散文合集,其中的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等作品。

作为以艺术为安身立命之地的作家,推崇"审美"的人生意趣,追求和营造"极致美"的情境,是孙犁终身捍卫的核心情结。

孙犁的作品以散文集《白洋淀纪事》为其秀雅、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,其中《荷花淀》、《嘱咐》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。被文艺界视之为"荷花淀派"的主要代表作。《荷花淀》是孙犁的代表作。全文充满诗意,被称为"诗体小说"。

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《芦花荡》、《荷花淀》、 《采蒲台 》 、《 嘱咐》 ,中篇小说《铁木前传》 ,长篇小说 ,叙事诗集《白洋淀之曲》等。后期则以散文为主,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,他的所感、所思,富有哲理。

孙犁代表作有哪些?

1913年5月11日,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遥城村。1924年,跟随父亲前往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,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。1937年冬,抗日战争爆发,孙犁加入抗战工作,并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,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。

课文《芦花荡》,作者是孙犁,孙犁的作品以小说,散文集《白洋淀纪事》为其秀雅,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,其中《荷花淀》《嘱咐》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,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。

《荷花淀》为孙犁赢得了“荷花淀派创始人”的美誉。

孙犁(1913年5月11日—2002年7月11日),原名孙振海,后更名孙树勋。

被文艺界视之为“荷花淀派”的主要代表作。

很不错。2. 因为孙犁是一位优秀的绘本作家,他的作品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。

孙犁散文有什么特色

追求意境之美是孙犁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。

孙犁非常强调散文作家的时代责任感,认为散文创作应当热切参与和推动现实生活前进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美好境界。他的前期散文,如《织席记》、《采蒲台的苇》、《服装的故事》等,就是现实生活的美好意境的提炼和反映。对孙犁来说,冀中平原上的一片荷花,一根芦苇都深深地浸润着作者的情愫。《采蒲台的苇》写的是白洋淀人民同敌人一次斗争的故事,它把苇的“骨性”和人民的斗争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。白洋淀里是水养活了苇草,人们依靠苇生活。这里到处是苇,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。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,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。“我渐渐知道,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、坚固和脆弱,各有各的用途。其中,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、高大,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;正草因为有骨性,则多用来铺房、填房碱。”因此,“在战争的炮声还不断传来,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时候。关于苇塘,就不只是一种风景,它充满火药的气息,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。如果单纯是苇,如果单纯是好看,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。”经过作者的铺排描写,“采蒲台的苇”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境。在《服装的故事》中,作者记叙了一段他从延安到冀中途中的故事,他的任务是给女同志赶毛驴。“那些婴儿们,装在两个荆条筐里,挂在母亲们的两边。小毛驴一走一颠,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,孩子们象雏燕一样,从筐里探出头来,呼喊着,玩闹着,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,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。”在这种情景中赶路,虽有旅途的劳累,也自有悠然舒畅的乐趣。

孙犁还从对往事的回忆中勾画出乡村风俗的隽永意境。《度春荒》一文,在写了家乡父老乡亲挖野草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,又写下了充满生趣的美好情景:“在春天,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,是为饥饿驱使,也为新的生机驱使,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,寻视着,欢笑并打闹,追赶和竞争”。“春风吹来,大地苏醒,河水解冻,万物孽生,土地是松软的,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,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,并不感到跋涉。” 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、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,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,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,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,凝神思索,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。他写花、写果、写河、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,写钢笔的故事、牲口的故事、报纸的故事,写晚秋的白蜡树、故居的老屋,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、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。他曾这样描写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:

“……一过清明节,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,俗话叫做菜怀胎。慢慢把菜帮剥掉,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,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。把根部铲平,放在水盆里,安置在书案上,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。”“菜花,亭亭玉立,明丽自然,淡雅清净。它没有香味,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。色彩单调,因此也就没有斑驳。平常得很,就是这种黄色。但普天之下,除去菜花,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。”(《菜花》)

杨朔本质上是一个诗人。早期的钻研古典诗词、酷爱诗歌创作,是他个性和气质最真实、最自然的流露与显现。他自己曾悦过:“我该是个诗人!”但革命战争把他推向了小说和通讯。他在他创作的前三个阶段里一直是交叉并进地写作着这两种文体,基本上抑制着他的“诗魂”。从《香山红叶》等文章的创作开始,他才找到了自己诗情的喷吐口,一发而不可收地酿制了一篇篇贮满诗意的散文,使作家和作品、为人和为文、气质和风格得到了比较的一致,相对的统一,使他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,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“诗体散文”。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以诗为文”的艺术主张,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。他说:“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”;“我在写每篇文章时,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,…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。”“动笔写时,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,就可以放肆笔墨,总要象诗那样,再三剪裁材料,安排布局,推敲文字,然后写成文章。”这不啻是他在散文艺术王国里的勇敢宣言!散文,历来就是“直说”,所谓“直陈其事”,“直抒其情”,只是讲究“情文并茂”而已;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虽写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,相当注重炼意和锤句,开始使散又贮满了诗意,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艺术主张,也没有把这种倾询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。杨朔则不同,他努力标新,大胆走自己的路,揭出了“以诗为文”的大旗,并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与成功——这正是他比他的前辈们高明、出新的地方。

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其境界优美、诗意盎然。

他是造“境”的能手。场面、对话、景观、氛围,他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,神情毕肖。如在《海市》中,他写奇异的海上幻景,把个海市蜃楼写得影影绰绰、飘飘缈缈,使人读之大有仙风扑面之感;在《泰山极顶》中,他写山是“眉目分明”,写古松是颜色“浓得好象要流下来”,在他的笔下,天光山色,流水松涛,“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”;在《雪浪花》中,姑娘们嬉戏海边观赏浪花击打礁石、“老泰山”妙语解疑的场面,是那般欢快、奇警,富有境界;而在《荔枝蜜》中,“我”沉吟地望着远方,辛劳的农民们正在水田里俯身插秧,画面又是那般开阔、静谧,令人逻想,杨朔的散文,篇篇都有它独异的艺术天地,而且往往是开篇即能引人入胜,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在当代散文家里,象他这样具有很强造“境”腕力的作者似难寻觅。

由于他的散文是“当诗一样写”的,所以很自然地它们就诗意盎然。这个“诗意”,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。象《泰山极顶》里,以“倒展”开来的“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”为贯穿线索,当它“露出画卷最精彩的部分”时,文势突然翻跌,点出“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”的主题,首尾圆合,浑然一体,在思想升腾中溢满了浓郁的诗意;在《香山红叶》里,“越到老秋,越红得可爱”的双关写法,使香山“红叶”和“老向导”随着文章内容的渐次展开而逐步靠拢、贴近,终于相互沟通,融为一体,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诗意;《茶花赋》中,一句“童子面茶花开了”象诗眼一样,使画出“祖国”面貌特色的“难题”迎刃而解,全文诗意顿生;《樱花雨》中,君子“忍不住”悄声所说的“敢情是罢工吧”一句话,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来的”两点火花”,使“我”深感“错看”了她,“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,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”,在一“抑”一“扬”中使思想升华为动人的诗章。其它,象一只蜜蜂,一堆蚁山,一颗宝石,一盏小灯,一簇浪花,一弯夜月,一尊“鹤首”,一泓泉水,在杨朔笔下也都抹上了“诗”的色彩。他曾这样说过:“你在斗争中,劳动中,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,使你激昂,使你欢乐,使你忧愁,使你深思,这不是诗又是什么?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,我就要反复思索,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。”杨朔总是这样在生活中寻觅“诗意”的:他一旦动情就苦苦思索内里的“底蕴”,并凭着他“自有诗心如火烈”的气质、意匠,把它“化”为作品的诗思、境界,这样,自然就“散文亦是好诗篇”了,”

除了上述特点之外,杨朔的散文多写得往复三折,布局精巧。他的文章讲究“起笔”,一般总是先声夺人,起势不凡;然后就波澜跌宕,往复三折,极尽“转弯”之能事,以收“曲径通幽”之妙;最后,多是“卒章显志”,认识骤然升华,顺势翻出新意,从容“点睛”,含蓄止笔。他的这种严谨的结撰功夫,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艺术。

另外,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清新俊逸、雅俗共赏的。他写惯了小说,所以“口语”是其文章的底色;他又精通古典,擅长外语,因而又不时地糅入一些颇为雅致的书面词语。这样,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读、耐读的特有语言风格。

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。这个缺点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美学的层次上来认识它。他的散文除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具有“诗魂”之外,实际上,它还同时具有通讯性和小说化倾向。这是和他由写通讯、小说(而且写了那样长时间)走向写散文分不开的。艺术散文的题村多为往事回忆(或“回忆”与“现实”的交织),杨朔则不然,他的散文的题材都是相当“现实”的,不是“忆旧”而是“追新”,是未经沉淀的新生活的掠影。早先的《滇池边上的报春花》、《石油城》是这样,后来的《香山红叶》、《雪浪花》还是这样。这一方面固然增强了艺术散文的现实感,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“新”面貌(这是非常可贵的,是杨朔散文的一大优长);但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报道气的痕迹。如《海市》,总感到它是报道长山列岛今昔巨变的。《雪浪花》,总感到它是记写“老泰山”遭际、性情的。这样,文章的客观性就会挤压主观性,“它”或“他”就势必会排斥“自我”。这种残存的通讯性,不能不影响艺术散文个性和感情的充分发挥。小说化倾向也是如此。《雪浪花》最典型,它发表后曹禺最早评论这篇作品,就说它是一篇“好小说”①。象这样刻画人物、讲究故事的文章还有《香山红叶》、《海天苍苍》、《百花山》、《黄海日出处》等。即使是象《茶花赋》、《荔枝蜜》这样的作品,那里面也有“普之仁”、“老梁”这样的人物(其实,他们是完全何以更加“淡化”、“虚化”的)。多出现人物,多使用对话,这几乎成了他散文的一个特点。这些,和诗化倾向结合起来,就较多、较重地偏离了艺术散文的内在轨迹。可以说:杨朔散文是独特的、新颖的、有创造的;但它并没有全面体现、充分发挥艺术散文的美学特质。表现“自我”的不足(他几乎没有一篇写“主体”,写“内宇宙”的作品),这是通讯性所造成的:作品人工气的存在,这是小说化的必然影响;文章雕凿痕迹较重、失之太“做”,这又是诗化主张带来的结果——看来,他在进行大胆艺术探索的同时,也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。

散文虽然与诗毗邻,但它永远是散文而不是诗。把散文写成诗(杨朔散文实际上是以“诗”为主导的“多声部”大合唱,交响乐),并不是散文的坦途。但杨朔毕竟是大手笔,所以他还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“火候”、“度量”,做到了独辟蹊径、自成一体;那些学步者也走此“途”(这本非“正道”),则“东施效颦”,了无成就,这是杨朔不能负责的。至于指斥杨朔“粉饰”,更加离谱,既乏“知人”,又未“论世”。评价这样一位有才华、有创新而又有勇气、有操守的优秀艺术家,是应该更严谨、科学,实事求是的。

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,他的文章摇曳多姿,光彩照人。艺术特征鲜明,风格独具,与众不同。

秦牧散文特点之一,是言近旨远,哲理性强。赞颂新中国,新生活,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,在阐述观点,讲明道理时,绝不枯燥。

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,立意深刻,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,赞美祖国和人民,歌颂社会主义,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,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。宣传真善美,鞭挞假恶丑,充满了对一切腐朽、污秽、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。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,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。

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,大到大千世界,小到一粒种子,容量大,几乎无所不包,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,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,艳丽缤纷,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,写景抒情,叙事议论巧妙融合,景中有情,景中生议,议中升华,叙中产议,叙中融情,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。譬喻、警句精彩纷呈,许多内容知识性、趣味性十足,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,获得新鲜的美感,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、影响是独树一帜的。

刘白羽的散文创作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。他曾说过:“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”。①他正是一个热烈地追寻着“时代感”的作家。他常常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,从中国革命的广阔背景之上,去观察生活、反映现实,力求节奏清晰地勾勒出中国革命的足迹。这样,祖国由“黑暗”而“黎明”,而“日升”,而“大放光明”的历史性巨变,就成了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。他说:“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,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,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。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只是我写的一部分,不过从中还略微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、火热建设的一点闪光。”②刘白羽是一个不倦的战士。他不仅亲眼目睹了“一个旧世界的崩溃,一个新世界的壮大”的过程,而且亲身投入了这场震撼大地的血与火的战斗。因此,他和这战斗的时代是声息相通、结为一体的。时代铸就了刘白羽的创作。他创作中的全部优长及缺憾,都是时代的准确反映和真实记录——了解这一点,是了解刘白羽创作“奥秘”的一把钥匙。

他的散文的突出特色之一,是他总是以斗争的生活取材,善于表现生活的壮美。

他喜欢我们这个充满了新与旧、美与丑、光明与黑暗、方生与垂死的尖锐斗争的“革命大时代”,认为只有“勇敢,搏斗,急流勇进才是我们的生活”(《怒海》)。因此,他在选取写作题材时,总是爱剪取那能以振奋人心、鼓舞斗志的“大时代”的一角。这样,炽热的战斗,勇猛的进军,沸腾的工地,雄壮的欢歌,差不多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。特别是对于革命战争,他更是充满了难以抑止的亲近感情。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革命战争的热情礼赞,《灯火》就是其中写得最浓烈的一篇。即使是写景,他最喜欢写的也是高山、大海,日出、黎明,不灭的灯光、奔泻的江河,以及那在风狂浪险中拚搏奋进的一叶扁舟。他之所以喜爱这种阳刚之美,雄壮之美,自然不是偶然的。他说:

当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潮影响,投入革命的激流,冲入战斗的搏斗,我有了崇高的理想与信仰,我受到血与火的锻炼,我的情感思想变了,美的观点也变了。自然,不是旧的一切都抛弃了,而是经过了扬弃,我所爱的,我所写的,就不同了。于是,我的经历、我的修养、我的人格、精神、气魄,熔而为一,成为我的风格。一道万里长江,古今诵咏者何止万千,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是一境界,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又是一境界,我写长江自不敢跟人比,但我写长江激流勇进之美,这是我所得之长江,我所爱的长江,我的长江之美。①

这段话不仅是对他力作《长江三日》的一个极好的说明,更是对他全部散文创作风格的一个最好的概括——赞颂“激流勇进之美。——这,就是他心中的人生,笔下的主题!

他的散文的另一突出特色,是其作品里充溢着作者的革命激情。

他认为:“如果作者不把血、感情流注到文章里,文章又怎能有燃烧的热情,有光彩呢?”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创作体会。他的散文既不象杨朔的巧借人、事,“以诗为文”,也不象秦牧的谈天说地、“知识”密集,他看重的是感情与体验的倾吐。他的作品,一般以感情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,以亲闻亲历的事实的联想作为全文的内容,在纵横开阖之中流注以激情的议论,从而使其“燃烧”着一种哲理的光彩。就写法而言,刘白羽的散文是比较道地、比较纯正的。譬如他的《平明小札》中有一篇《急流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

今天,当我静静的望着深远的夜空和灿烂的星群时,我理解到:那江流上有一条平安的道路,这道路是属于勇士的。勇士乘那奔腾澎湃之势,追风逐电,翱翔自如,转瞬千里;而懦夫还没有进入激流,早已为那显赫的声势所威慑,丢魂丧胆,低头徘徊,而结果也只能使自己和自己所驾驶的船只一道击沉撞碎。

……是急流勇进,还是急流勇退?是知难而进,还是知难而退?生活在革命斗争浪涛中的人,应当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能手,因为急流是永远奔腾前进的。

这里有的只是激情、感受。其中的“热度”,读之可见。一些论者所说的他作品的“政论”色彩,其实,很多时候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激情所引出的思想的光芒,是“血”和“感情”在注入事实叙述中的一种燃烧。象这样的激情议论,在他的作品中随处能见。他的文章,总是荡漾着这种“战士的豪情”。

最后,和上述两点相适应,他为文的笔触粗放、雄健,善于以铺排的句式来造成磅礴的气势,长于以绚丽的词汇来显示文采的焕发。他在遣词造句时,往往是笔酣墨饱,任情挥洒,以求其能纵横恣肆、淋漓尽致。在他看来,这壮美的时代正应该配以这壮美的文风。

作为“进军的号角”、“嘹亮的战歌”,刘白羽的散文自有它的价值、地位;但毋庸讳言,他的散文的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:取材的相近使文章的思想主旨较为单调、重复;激情的奔放使作品显得直露、散长;壮美的文风有时又带来了内容的空泛、虚夸。特别是这一切在当时严重“左”倾的整体氛围影响下,他因未能分清跟形势与跟时代、空洞的豪言壮语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的区别而变得较为严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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